“為企業減了多少稅”成為前天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召開的營改增媒體吹風會上的“主旋律”。國家稅務總局總會計師王陸進列舉了今年5月至11月份營改增的減稅情況——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行以來，截至11月30日四大行業累計實現增值稅應納稅額6409億元，與應繳納營業稅相比，減稅1105億元，稅負下降14.7%。
其中，建筑業減稅65億元，稅負下降3.75%；房地產業減稅111億元，稅負下降7.9%；金融業減稅367億元，稅負下降14.72%；生活服務業減稅562億元，稅負下降29.85%。而前11個月，若加上個人二手房減稅、城建稅及相關附加減稅等，營改增帶來的整體減稅規模達到4699億元。
一系列減稅數字與之前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吐槽的“制造業稅負過高”以及社會上熱議的“高稅率”話題形成了鮮明對照。那么中國企業尤其是制造業所面臨的稅負究竟有多高呢？
關注
我國制造業稅率實際有多高？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曾表示，通過實地調研以及官方數據的輔助分析，從宏觀數據分析，我國宏觀稅負率約37%，政府稅收90%由企業承擔，微觀企業稅負率則接近40%。如果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的“總稅率”指標來衡量我國企業所承擔的稅負，2013年至2016年我國企業總稅率分別為68.7%、68.5%、67.8%、68%，也就是說，按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國企業總稅率將近70%，這個數據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根據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得稅法》，一般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應納稅所得額的25%。根據財政部規定，我國目前增值稅最高稅率為產品增值額(小規模納稅人除外)的17%，最低為3%。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稅率為5%、韓國與越南均為10%、新加坡為7%。
李煒光表示，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民營企業涉及企業稅費的超過10種，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占比較大。而企業除了承擔稅負外，勞務稅即五險一金的比例也相當高。2016年中國總稅率68%，其中48.8%是勞務稅，而世界平均水平僅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會計記賬上，它是五險一金當作職工福利，但它其實是作為企業的一個稅費。
曹德旺曾說，中國稅負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征收了增值稅。李煒光也表示，美國以企業所得稅為主，即有利潤才征稅，沒利潤就不征稅。它調節的是分配銷售這塊，所以企業家可以放手去投資、去發展。中國以增值稅為主，增值稅就是在企業生產環節增加稅收，不管企業是否盈利都需繳稅。除了繳納所得稅、增值稅等，還要繳約13%的附加稅費，包括7%的城市維護建設費、5%的教育附加費和1%的防洪費等。
呼應
李東生曾吐槽附加稅費過高
今年初，參加全國兩會的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在面對記者時也曾提到過企業稅負過高的問題。他特別提到了在基本稅收之外的兩項附加稅費——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據了解，我國的城市維護建設稅是根據1985年的國務院暫行條例征收的，教育費附加則是根據1986年國務院和財政部的暫行規定征收的，其實都是屬于在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之外的“稅上加稅”。
他表示，這些附加稅在經濟尚不發達的改革開放初期確實對城市建設和教育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李東生認為，經濟發展到今天，這種復雜的稅法已經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尤其是不利于制造業的發展。他算了一筆賬，“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別按照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的7%、3%和2%繳納，這對于制造業來說能占到銷售收入的比例接近0.5%。而現在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利潤率不足2%，這意味著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能占到制造企業平均利潤的四分之一。” 但事實上，從近年數據來看，這些附加稅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例還不到5%，也就是說取消這些附加稅對財政收入的影響不大，但對制造業盈利影響卻非常顯著。
而且李東生認為在這兩項稅費征收中，制造型企業明顯受影響更大。他引用數據表示，去年我國國內增值稅收入主要由制造行業繳納，約為3.11萬億元；而主要由第三產業繳納的營業稅收入為1.93萬億元，其中房地產繳納了0.61萬億元、金融繳納了0.46萬億元。由于這些附加稅以增值稅、營業稅等為基礎計算繳納，因此其實制造業承擔的附加稅較第三產業要多得多，遠高于房地產、金融這類高利潤行業。
反駁
國稅總局刊文稱我國宏觀稅負偏低
針對這次由福耀玻璃美國建廠而引發的對于中國企業稅負過重問題的報道，國家稅務總局12月21日在官網上發表了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李萬甫撰寫的文章《“死亡稅率”引發的稅負問題思考》。文章中引用多種數據，表示中國的宏觀稅負其實是低于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多數國家的。不過此文一出也引發了社會上的更大反響。
該文章稱，有關“死亡稅率”在足夠吸引社會公眾眼球的同時，也激起了社會公眾特別是企業界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緒宣泄，引發社會公眾對稅負問題的誤解，帶來一系列負面效應。所謂的“大部分企業利潤率都不到10%”與“30%至40%的稅費負擔”存在怎樣的內在關聯需審慎對待。至于30%至40%的“死亡稅率”是“我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真實原因”這一結論，嚴重曲解和低估了導致經濟下行壓力的深層次原因。
對于“中國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呈負相關關系”的說法，文章稱我國宏觀稅負近些年來一直穩中有降，特別是一系列減稅降負措施的陸續出臺，企業的稅負大大減輕，但同期經濟增長卻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波動，由最初兩位數的高增長到目前6.7%的增長。可見，簡單推論出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負相關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由于宏觀稅負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口徑，通常結合政府收入構成狀況，分為大、中、小口徑。
文章還分別列舉了各口徑宏觀稅負數據希望說明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并不高——大口徑宏觀稅負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統計口徑測算，2012至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接近30%，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測算口徑，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23.4%，而2014年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5.5%；小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至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18.5%左右，并逐年下降，按照IMF數據測算，2013年發達國家為25.9%，發展中國家為20.4%。
此外，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高新技術企業適用15%稅率，世界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126個國家標準稅率平均為23.7%，歐盟國家所得稅標準稅率平均為22.1%，OECD國家平均為24.8%；我國增值稅標準稅率為17%，還有13%、11%和6%的低檔稅率，實行增值稅國家標準稅率平均為15.7%，歐盟國家增值稅標準稅率平均為21.6%。
這篇文章最終得出結論：“綜上可以看出，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總體上還是比較低的。”
文/本報記者 張欽
